姐妹快乐的后半生

黄明忠站在房山办事处二楼的窗口，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点燃了今天的第七支烟。 四十一岁的年纪，在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东海县支行下面的这个乡镇办事处，他已经待了整整十三年。 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就像他这些年积攒的无奈。 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毕业那年，他是班里少数几个考进银行系统的。 那时候意气风发，以为自己的人生会像东海县通往市区的柏油路一样平坦开阔。 实习半年后，他被分到了房山办事处，从柜员做起，信贷员、客户经理、副主任，一步步爬上来。 前年终于当上了办事处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 可这“主持全面工作”五个字，在乡镇办事处，意味着什么都要管，什么责任都要担。 存款任务、贷款投放、不良清收、客户维护，还有那永远开不完的会议，填不完的报表。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妻子孙晓梅发来的微信：“晚上回来吃饭吗？儿子今天数学考了全班第三。” 黄明忠回复：“回，可能要七点多。” 其实从房山到县城，开车也就四十分钟。 但这四十分钟的路，他每天早晚各走一趟，已经走了十三年。 早上六点半出门，晚上最早七点到家，遇到月底、季末、年末，通宵加班也是常事。 家住在县城七楼那套138平的商品房里，三年前买的，房贷还有十二年。 妻子孙晓梅在县第二小学教语文，三十九岁，气质温婉，是那种典型的江南女子。 儿子黄晓阳十五岁，在县一中读初二，成绩不错，正是叛逆期，话越来越少。 黄明忠掐灭烟头，开始收拾办公桌。 黑色的皮质公文包已经磨损得边角发白，拉链坏过一次，妻子给缝了个扣子。 他摸了摸那个粗糙的针脚，心里涌起一阵愧疚。 孙晓梅跟着他，没享过什么福。 结婚那年他还在实习期，工资低，租住在老城区一套四十平的老房子里。 怀孕时她挺着大肚子挤公交去学校上课，直到临产前一周才请假。 儿子出生后，她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还要照顾两边老人。 这些年，他早出晚归，家里的事几乎全扔给了她。 儿子开家长会，十次有八次是她去；老人生病住院，是她陪床照顾；家里装修买家具，是她一个人跑市场。 不是他不想管，是真的没时间。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张大强。 “明忠，在哪呢？”电话那头的声音透着兴奋。 “还在办事处，正准备回去。” “先别急着回家，到县里先来我这一趟，有重要的事跟你说。”张大强压低了声音，“关于你调动的事，有眉目了。” 黄明忠的心猛地一跳：“真的？什么情况？” “电话里说不方便，你到我家来，咱们当面聊。快点啊，我等你吃饭。” 挂断电话，黄明忠的手有些发抖。他抓起公文包，锁好办公室的门，下楼发动那辆开了八年的国产轿车。 引擎在暮色中轰鸣，车灯划破乡镇街道的昏暗。 路两旁的店铺陆续亮起灯，小餐馆里飘出炒菜的香味，几个老人坐在路边下棋。 这一切他太熟悉了，熟悉到几乎麻木。 但今天不一样。张大强的话像一针强心剂，让他沉寂已久的心重新跳动起来。 张大强是他大学同学，也是连云港老乡。 毕业后一起考进银行，张大强分在县行信贷科，这些年顺风顺水，三年前就当上了信贷科长。 两人关系一直不错，黄明忠在基层的业绩，有不少是靠张大强在县里帮忙协调贷款客户做起来的。 车驶上通往县城的省道，黄明忠打开了车窗。 初秋的晚风带着凉意，吹在脸上很舒服。 路两旁是成片的稻田，稻穗开始泛黄，再过个把月就该收割了。 他想起十三年前刚来房山时的情景。 那时候办事处还是平房，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伸不出手。 他住在办事处后面的宿舍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就是全部家当。 第一年春节值班，大年三十晚上，整个办事处就他一个人。他煮了包方便面，看着窗外别人家的烟花，第一次怀疑自己的选择。 后来认识了孙晓梅。 那是他实习期快结束的时候，张大强说给他介绍个对象，是二小的语文老师，人长得秀气，性格也好。 见面那天，孙晓梅穿了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扎成马尾，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黄明忠记得很清楚，那天他们在一家小茶馆坐了两个小时，聊了什么现在大多记不清了，只记得她说话声音很轻，但每句话都说到他心里去。 结婚那天，张大强是伴郎。闹洞房的时候，张大强起哄让他抱着孙晓梅做深蹲，他做了二十个，累得气喘吁吁，孙晓梅在他怀里笑得花枝乱颤。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十五年？十六年？ 时间过得真快。